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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世界历史情况

2024-07-27 18:55:16 互联网 未知 地区

宋朝时期世界历史情况?

宋朝时期世界历史情况


宋朝在中国历代的大一统国家中,国力是相对微弱的。与宋朝并列的政权有很多,如西夏、辽、金、东北亚各国、东南亚各国、蒙古、西域各国等等。它们在与宋朝的关系中,因当时各国间的形势以及自身的政治经济的差异,对宋朝的诉求各不相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它们各自眼中的利益与宋朝自身的利益难以契合,因此就需要从各国的视角来分析宋朝与各国的关系。本文就试图以外交文书为切入点,浅析一下从双方的视角看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关系。


宋朝眼中的周边各国与宋朝的关系


宋承唐运,在建国之初也曾有过想恢复唐朝时期的世界地位、成为东亚共主的构想。统一了北汉以后,宋朝的这一目标被直接地表达出来。雍熙北伐前,宋朝君臣讨论战争及善后事宜,刑部尚书宋琪的奏表最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当时的目标。据《宋史》记载:


契丹小丑,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鼓旗、军服戈甲,以优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


这一席话直接设计了战后东北亚秩序,更表达了契丹必败的信心。但是雍熙北伐的失败,使宋朝放弃了大统一的计划,转而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并逐步接受了与契丹的对等地位,东亚国家关系和宋朝夷夏大防的理想也随之动摇。


对等关系在澶渊之盟中以兄弟、叔侄的形式做了规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尊辽太后为叔母。此后,从宋朝的视角看,世界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和三种关系:一是与辽朝和金朝间的对等国家关系,即宋朝所言“敌国之礼”;二是与东南亚和西域等地大部分国家间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三是与交趾、西夏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说经历中央与地方到国家关系的转变。


宋朝眼中的对等国家:


宋朝与辽朝的对等国家关系,不仅表现在宋朝在外交上承认了辽朝与自己的对等地位,而且实际承认并自觉回避辽的朝贡体系,例如据《宋史》记载: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高丽转而奉辽朝正朔后,至大观以前(1107年)宋朝与高丽的国书中虽加“权高丽国王事”,以示不肯定辽朝的册封,但并不要求高丽奉宋朝正朔,亦不册封高丽。大观时去掉了“权”字,仍不册封高丽。宋朝对金朝虽一度在国书中称臣,但从宋朝观念出发,两国仍是对等国家关系。


宋朝眼中的藩属国:


宋朝视为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的主要有高丽、大理、西北诸国,以及除交趾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及其以远国家,从国书表述而言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封其统治者为国王,如高丽奉宋朝正朔时按照初来称“权高丽国王事”,正式册封则为“高丽国王”。大理、占城、于阗、阇婆、真腊等国称“大理国王”、“于阗国黑汗王”、“回纥可汗王”、“占城国王”、“阇婆国王”、“真腊国王”、“三佛齐国王”等。


二是国书标题称“制”、“诏”、“敕书”,如果名“书”,则题必加“赐”,正文称“敕”,这是正式表示君臣宗藩的标志。


三是正文皆强调宗藩和朝贡关系,如史料记载:“勅三佛齐国王悉利麻霞啰咤,省所奏……卿世居南裔,钦慕中邦,遣使传以造朝,奉国珍而效贡。”


在宋朝眼里这些国家各有轻重远近。例如在南方诸国中,宋朝给予占城、阇婆和真腊三国的待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据史料记载南方几个最重要国家国王之册封:


“真腊,大同军节度云州刺史;阇婆,怀远节度琳州刺史;大理,云南节度;占城同阇婆封。”交趾获封国王后也与这四国并重为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静海节度。


宋朝对待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宋朝对高丽的重视即随着宋辽和宋金关系而变动。雍熙北伐以前,宋朝希望与高丽夹击契丹,对高丽关系十分重视,双方使节往来频繁,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则逐渐疏远高丽。宋神宗和宋徽宗时期因为想要在燕云等方面有所作为,与高丽关系又有升温,其他时期,包括南宋则对高丽都持较为消极的政策。


西夏党项人


宋朝眼中的中央与地方:


在宋朝看来,宋朝与交趾和西夏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者说经历中央与地方到国家关系的转变。交趾由汉至唐皆为中国郡县,自认为继承唐朝德运的宋朝自然也将它视为本国疆土,所以丁部领建国称帝,号大胜明皇帝,行“太平”年号,宋朝遣使给予严正警告。据《越史略》记载:


“俾我为绝蹯断节之计,用屠尔国,悔其焉追!”


所以宋朝对待西夏也是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原则。1038年以前,党项族之地仍由其首领以宋朝定难军节度使身份统治,宋朝封其首领为“银州观察使”、“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称帝以前宋朝给予的封号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据《宋史》记载:


元昊称帝后,宋朝不惜以战争手段迫使其放弃帝号,缔结“庆历和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令其“永为宋藩辅”。国书用“赐”、用“诏”。宋朝虽封西夏为国主,但待遇与交趾南平王相同,而且元祐二年还册乾顺为夏国主仍节度、西平王。


除了辽(金),各国在与宋朝交往中,站在小国的立场上,其对宋朝的看法以及对宋交往的心态和目的自然与宋朝从大国视角出发得出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且各国由于所处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对宋朝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也不同,对宋朝的看法和政策也不尽一样。


高丽眼中的宋朝


高丽是宋代周边国家中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国家,作为处于宋、辽(金)夹缝中的小国,国家安全是其处理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大部分时期皆听命于辽(金),而不奉宋朝正朔,北宋时甚至一度中断与宋往来,宋高宗朝后更是“使命遂绝”,即便如此,其上宋朝表章从形式到内容仍然遵守“事大之节”,如《宋史》记载:


具官臣某言:去天禧四年四月日,入朝使崔元信回,奉传诏书一道。伏蒙圣恩,赐臣天禧四年《乾元具注历》一卷者。文思之化,丕冒海隅,历象爰颁,别为时训。伏惟皇帝陛下,与乾坤同载,使品物流亨,念辰卞之小邦,本依正朔,举羲和之旧职,克授寅宾,岂料孱微,叨滋注瞩。臣敢不示农桑之早晚,用彰天子之所知,稼穑之艰难,永慰小人之劳力。况自发函之后,开卷已来,窥御历之无穷,率群臣而共抃。


高丽地理位置


这是高丽在994年转奉辽朝正朔后,又不堪辽朝侵扰,转而奉宋朝正朔所上表,表达了守君臣之礼和奉宋朝正朔之意,格式用语都符合君臣宗藩之礼。


因此可以说,在高丽的眼中,高丽与宋朝关系同宋朝的规定并无差异,高丽完全接受,并自觉遵循朝贡制度和相关礼仪。


虽然高丽奉辽(金)为正朔,不接受宋朝册封,但对宋的交往中仍恪守事大之礼。建炎二年(1128年)宋朝遣杨应诚等出使高丽,“俾之假路,欲以迎銮”,即借道往迎钦、徽二帝。高丽在回表中一方面分析了借道对高丽和宋朝自身可能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一再表白自己对宋朝的事大之心。


在高丽看来,宋朝不足依赖。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文宗时就曾讨论是否向宋朝派使,结果一致认为:“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辽朝灭亡后,宋朝提出双方建立册封关系:“先王为已受辽册命,故避讳尔。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高丽认真分析了宋金关系的发展前景,最终以“今忧制未终而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为由予以拒绝。宋钦宗令高丽出兵袭击金朝,高丽基于同样的原因亦未实行。但从高丽所做表章可见,高丽大部分时期内虽不行宋朝年号,不接受宋朝册封,但实际仍视宋朝为“上国”,自觉遵行以小事大的宗藩之礼。如高丽肃宗所说:“朕自御神器,居常小心,北交大辽,南事大宋。”


西域诸国眼中的宋朝


因文化传统和与宋关系的不同,各国国书的形式必各有差异,大部分国家的国书不能如高丽那样完全符合宋朝规定的礼仪规范,有的甚至与此有违,所以上呈皇帝的国书(表章)不仅经译者翻译,而且一般还需经学士再次修润。


于阗国所上表章在宋朝士大夫们看来,就是十分怪诞可笑的。宋徽宗时于阗国来贡,所上表让译者翻译。一时朝中士大夫皆传“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安中)因诵曰”: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条贯主阿舅。汗黑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


听完之后“于是一坐为哄”。蔡絛说道:“裕陵(指神宗)实录已载于阗表文,大略同此,特少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


宋朝时期的西域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国书进上,首先由译者翻译,然后由翰林学士润色。王安中被称为制表笺的“奇才”,“为文丰润敏拔”,以此获宠于宋徽宗,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掌内外制,他所宣读的表章已经其手润色;二是于阗虽尊崇宋朝,称“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但并不理解中原王朝华夷宗藩的体制和礼仪,在于阗眼中,宋朝是阿舅大官家,并无严格的君臣礼仪概念;三是该表被具有极端自负的文化心态的宋朝士大夫们认为是不符合宋朝规定格式和用语的,以致不仅当时的士大夫“一坐为哄”,而且这份表章被作为经典笑话,广为传播。


回纥、唃厮啰等都将自己与宋朝的关系视为甥舅。《清波杂志》卷六载:


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仁宗朝派刘涣出使唃厮啰,厮啰“平揖不拜,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也称宋朝皇帝为阿舅,且并不尊君臣之礼。宋朝也接受了以甥舅相称的交往方式。咸平间宋真宗给回鹘使节的诏书中就说两国“义笃舅甥”。但在宋朝而言,首先强调的是君臣和宗藩,在这一点上于阗、回纥、唃厮啰虽然皆尊崇宋朝,但对朝贡制度和礼仪文化的理解与宋朝的规定仍存在差异。


交趾、西夏对宋朝的态度


交趾和西夏不仅在宋朝对待两国政策上有相似之处,而且两国对待宋朝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宋朝也常以两国并提,据《宋史》记载:宋朝曾以同一格式颁“赐夏国主并南平王李乾德(元符四年)历日诏”。另如淳祐元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两国都被宋朝定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但在国内却都行皇帝制度,不奉宋朝正朔。两宋时期交趾所历四朝都如此。


交趾的皇帝制度比中国更为夸张,所上尊号居然有多达五十字者。尽管其国内制度与宋朝的规定相比已严重“僭越”,但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交趾大部分时期仍基本遵循君臣的礼仪。如《安南志略》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交趾黎桓代丁璇上表:


世膺朝奖,僻居海隅。假节制于蛮陬,修贡职于宰旅……土茅世及,未预以守藩。臣父部领、兄琏俱荷国恩,恭分阃寄,谨保封略,莫敢怠荒……伏望赐以真命,令备列藩,慰微臣尽忠之心,举圣代赏延之典,克治遗业,因抚远夷。铜柱之墟,庶宣捍御之力,象阙之下,永输献琛之诚。惟陛下俯怜其过,未忍加罪。


交趾郡


此外,宝祐六年(1258年)陈朝传位表中也有“伏念臣功无帝赍,爵忝侯封”、“受命于朝”、“纳忠于国”等表示君臣宗藩的用语。有时也会出现破坏制度的情况,如黎龙廷杀兄自立,“未受真命,辄有称呼”,在对宋公牒中“自称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及开明王”,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如果出现不合制度的情况,宋朝会拒绝接受表章,如淳祐元年(1241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而被拒绝。


据《宋史》记载:宋朝与西夏于庆历四年约定,西夏用“夏国主印”,“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相见用宾客礼”,誓约“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存,子孙罹殃”。但西夏在其国内与交趾一样——“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元昊之后历朝统治者也都用自己年号,行皇帝制度。庆历议和后宋夏双方大部分时间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也可见西夏在对宋交往中基本遵守了双方的约定。甚至元丰五年(1082年)和六年(1083年)双方交战之时,西夏致宋朝表书仍未撕破君臣名分,如元丰六年西夏贡表曰: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富庶、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宋朝时期,我国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那么一千年的宋朝有多发达?领先同时代的欧洲一百年以上!

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突破了1个亿,占到了世界的30%以上,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首都人口更是突破了100万。而同时期的欧洲超过10万人的城市寥寥无几,巴黎人口约为24万,已经属于欧洲比较大的城市,而伦敦只有4.5万人,直到1800年伦敦人口才达到100万。在那个农业时代,能支撑起如此多的大型城市,宋朝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可见一斑。

宋朝时期,大宋境内城镇、集市林立,城市化水平约为22%,几百年后的清朝城市化率也不过9%。而同时期的欧洲还处于庄园经济时代。宋朝的城市内设有市场、消防、排水等完备的基础设施,拥有施药局、养济院、慈幼局、漏泽园等福利设施,宋朝的城市让西方旅行家和商人叹为观止。

宋朝时期,中国经济占到了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宋朝时期,仅仅华北地区的钢铁产量就达到了125万吨,比几百年后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还要多。中国的手工业城市遍及全国,到处都是商人的足迹,中国的商品畅销海内外。当时中国生产的是瓷器、丝绸、铁器等高附加值的产品,通过出口赚取外国人的钱。建立在发达经济基础上的是繁荣的文化和发达的科技,四大发明三项出现在宋朝。宋朝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

宋朝时期,依托繁荣的经济和先进的航海技术,中国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宋朝的港口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运往海外。中国的大帆船有4层甲板、6层桅杆、12张大帆,可容纳上千人,还配备了精确的海图和先进的航海设备,是当时西方人无法比拟的。中国的船队行驶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上,中国人牢牢控制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

宋朝时期,国家府库充盈,国家财政的收入突破了1亿贯,军费开支超过了2000万贯。官员的待遇非常优越,品级高点的官员,年薪达到了上百万贯,宅院奢华,娇妻美妾成群,很多欧洲君主都比不上他们。而宋朝的百姓也非常殷实,老夫子司马光曾抱怨世风日下,贩夫走卒皆穿丝袜!虽然司马光的话带有歧视色彩,但可以看出宋朝百姓生活是非常殷实的。在欧洲,即使贵族也未必能穿上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