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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高原自助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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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川自驾线路书

先在城区到报恩塔、百子图文广场、国窖广场（50元门票）。再到城郊的张坝桂圆林、杨桥湖、甜蜜公园、龙马潭公园。最后到“川南小峨眉”之称的佛教胜地方山风景区（门票20元），距离泸州市区16公里，99峰雄伟壮丽，千手千眼的“黑脸观音”，最后泸州滨江路喝老窖品河鲜。 游完酒城泸州，再前往宜宾这里有一片藏在深山的世外桃园：距江安县城35公里的仁和乡百竹海，竹海响水洞，“响水洞”没有洞，在数百米高的岩石下停步聆听，耳边就会传来流水声。在这里可以吃百竹海的农家乐，有竹海豆花、竹海腊肉、竹筒饭等。还有“全竹宴”。 我想这样玩10天回不会太多了，我建议你还可以到隆昌的石牌坊群，那里还有隆昌羊肉汤喝。这样的话10天差不多可以了

四川有哪些城市？

截至2017年底，四川省下辖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17个县级市，108个县，4个自治县，54个市辖区。
18个地级市：成都市、绵阳市、自贡市、攀枝花市、泸州市、德阳市、广元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资阳市、宜宾市、南充市、达州市、雅安市、广安市、巴中市、眉山市。
1、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锦城”，是四川省省会、副省级市， 特大城市，西部战区机关驻地， 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2、绵阳，别称“中国科技城”，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东邻广元市的青川县、剑阁县和南充市的南部县、西充县；南接遂宁市的射洪县；西接德阳市的罗江区、中江县、绵竹市；西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文县接壤。

3、自贡，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东邻隆昌市、泸县，南界泸州市、宜宾市，西与犍为县、井研县毗邻，北靠仁寿县、威远县、内江市；大地构造系杨子淮地四川台坳、川中台拱、自贡凹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侯；2017年，全市总面积4381平方公里，下辖4个区、2个县；户籍人口323.94万人。
4、攀枝花，四川省地级市，地处中国西南川滇结合部，位于四川最南端，北距成都614公里，南至昆明273公里，西连丽江、大理；地处攀西裂谷中南段，属浸蚀、剥蚀中山丘陵、山原峡谷地貌；夏季长，四季不分明，而旱、雨季分明；全市总面积7440.398平方千米，下辖3个区、2个县；2017年户籍人口109.44万人。
5、达州，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省东部，自东汉建县至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历为该地区州、郡、府、县所在地。达州幅员面积16591平方公里，辖2个市辖区（通川区、达川区）、4个县（宣汉县、开江县、大竹县、渠县）、代管1个县级市（万源市）。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四川

延边州珲春防川风景区自驾游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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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有哪些？

四川位于我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即处于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二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高差悬殊，西高东底的特点特别明显。川西贡嘎山海拨7556米，为省内第一高峰；川东巫山附近的长江河谷，海拨仅80米左右，两者相差7000余米。东西差异大，是四川地貌的总特征。大致经龙门山、大相岭、大凉山为界，以西为高原山，海拨都在3000米以上；经东为四川盆地，由海拨750米以下的盆地底部和2000米左右的盆周山地组成。 / 简 称： 川或蜀 面 积： 约48万平方千米 人 口： 8323万 省 会： 成都 民 族： 有汉、藏、回、羌等民族 地 形： 本省东部为海拔约5OO米的四川盆地，这里有富饶的成都平原。四川西部为高原山地，属青藏高原东缘，海拔3000-4000米。邛崃山、岷山一带设有卧龙等自然保护区多处。气候：复杂多样，盆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暖夏长。西南山区干湿度分明。川西北高原长冬无夏，较为干寒。年降水量约一千毫米 工 业： 四川省是我国内地综合性工业基地。成都电器、量具刃具，攀枝花钢铁、川中油气田、自贡盐化工、内江制糖、泸州和宜宾等地的酿酒工业等都很有名 农 业： 四川农业发达，号称"天府之国"。是我国水稻、小麦、油菜籽、甘蔗、黄红麻、桑蚕、茶叶、水果的重要产区。川西高原、山地分别为本省重要牧区和林区 地理位置： 地处我国西南地区、长江上游。春秋战国时为蜀国地。秦代置蜀郡。汉属益州。唐属剑南道。宋置川陕四路。元置四川行省。明清起为四川省 管辖范围： 设重庆直辖市后四川省辖12地级市、4地区、3自治州，18县级市、124县、3自治县。其中有50余个市县对外开放

简述‘’六书‘’并举例说明

六书,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而非造字法则： 象形、 指事、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主要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是“用字法”.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解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慎为核心.
六种解说
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假借
假借就是同音替代.口语里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文字对应.于是就找一个和它发音相同的同音字来表示他的含义.例如“自”本来是“鼻”的象形字,后来借作“自己”的“自”.
说文解字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 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 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 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 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 “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 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象形
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 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指事
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 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 “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会意
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 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①）、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 ”等.
假借
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 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 ”,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 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 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转注
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 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 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 ”、“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 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 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 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形声
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做“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 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3]
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 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 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 ”.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 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 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 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 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 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 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 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 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扬一益二”这一说法出现的原因？！

　　“扬一益二”是说扬州位于第一，益州居于第二。这是唐代后期社会上对于扬、益二州繁荣的称道。扬、益二州的繁荣显现在经济方面。这和长安、洛阳不同。长安、洛阳作为都会是具有政治因素，乃是政治都会。扬、益二州却是经济都会，再具体说来，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其间是迥然不同的。“扬一益二”虽是唐代后期流行于社会上的说法，但二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隋炀帝即位之初，即已向往扬州，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长江配合起来，就更增加扬州的繁荣。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 　　以扬州为中枢所形成的交通网络 　　前面论述长安的水上交通时，曾征引过唐人对于汴渠也就是通济渠的记载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对扬州的称道。可以说自通济渠修凿成功后，扬州遂成为当时全国重要水路交通的中心。长江及其以南各地的商旅和运漕都是集中到扬州，再向西北运到长安和洛阳，甚而通过永济渠，还可运到清河（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和幽州。 　　唐代记载所说的湘南至交、广和扬州间的交通自然是由水路往来。发源于南岭上的水道大都南北分流，无由沟通，可是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自秦代史禄开凿以来，却是另辟蹊径。灵渠中间也曾有过湮废，唐代迭经修理，还能通行巨舟。这是难得的盛事，使五岭南北的船舶得以往来无阻。由漓水下行，经过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下入郁水，即可至于广州。由广州溯郁水，可至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由邕州有路可通安南都护府，也就是交州。 　　南岭虽阻隔南北，其间也是有陆路可以往来的。前面说到由长安出蓝田关至广州的道路，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之北越过南岭。韩愈被贬至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就由此过岭。由韶州北行，还可越大庚岭至于赣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循赣水而下，过洪州，进入长江，转至扬州。前面所说的张九龄所开的大庾新路，就在这条道上。 　　由扬州至闽中，自是另外一条道路。这是由扬州渡江，到了润州，循江南河南行，至于杭州。这是江南河的终点。由杭州溯浙江水而上，经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东）和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就可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和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建州和福州都是闽中。唐末，黄巢南攻宣州不克，引兵入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福、建诸州。由宣州至浙东未悉出于何途，婺州及衢州皆浙东属县。黄巢至少是到过这两州的。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原来还是有道路的。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记载，明确指出：“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就是证明。 　　扬州近海，沿海各处就可藉海道相往来。前面曾经说过：唐时江淮等处供应幽州北军的给养，是由汴渠和永济渠运去的。也许由于物资繁多，还须假道于海运。这样的情景杜甫诗中曾有所道及，一则说：“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再则说：“幽燕盛用武，供应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杜诗中虽然提到越罗、楚练，并说到吴门，实际上都应是由扬州起运的。 　　当时沿海有几处海舶停泊处，其中没有列上扬州。前些年间，扬州城南施桥曾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就其残迹看来，应是一艘海舶，而不是江船。可见当时扬州的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唐肃宗上元年间，田神功入扬州，商胡、波斯人被杀害者就有数千人，扬州的商胡、波斯人是很多的，《太平广记》中曾有不少篇章记载扬州商胡、波斯人的轶闻琐事，则有关田神功的记载当非虚枉。这些商胡、波斯人能够聚居于扬州，其所由的途径不只一条，有些是由西域经过长安前来的，由海上莅临的也应不少。有这么多的域外商贾的旅居，更显出扬州的繁荣。 　　由于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旅人也就不计远近，而绕道经过扬州。唐宪宗元和年间，李翱前往岭南，不取道出蓝田关，过襄州、江陵，再溯湘水而上，却由汴渠东南行，绕道扬州，更南行，经过衢州、洪州前往。就是由长安西往西蜀的人，有的也不直接越过秦岭和巴山，历栈道的危险，而由汴渠经过扬州前往。唐未，韦庄入蜀就是绕道这几条运河。其所著《秦妇吟》一诗，描述乱离之时，秦中一位妇人前往巴蜀，一路上颠沛流离的苦状。虽然颠沛流离，还没有中途改道，除非这条道路因战乱受到阻遏，才不能不另取他途。唐穆宗长庆年间，汴州军乱，汴路阻遏不通。其时白居易受命为杭州刺史，就只好出蓝田关东南行，由襄州路前往。白居易在途中曾有诗说：“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后来到了杭州，在谢上任表中还说：“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其不得已的心情溢于言表。就是由蜀中到河东，也有不经过梁州和长安而绕道扬州的。船舶平稳是要胜过鞍马的劳顿。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和各地的交通是相当便利的，也是无所不至的。实际上已形成以这个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全国交通道路网。这个交通道路网的稠密程度，甚至不下于都城所在地的长安。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两相辉映，两相联系，使当时交通的发展，超过前代。 　　扬州的富庶 　　扬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上。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唐代中叶以后，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的繁荣因之就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安史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殆难以复振，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扬州当时称为广陵郡。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说得多些，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益州的交通和富庶 　　益州自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兼有岷江灌溉之利，不仅土地肥沃，物产更是富饶。益州能够成为经济都会，交通便利也应是其重要的条件。正是这样才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论益州的交通，长江应居于首位。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闾附近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益州曾被列为唐代的陪都。陪都和都城之间的交通，更是受到时人的重视。由成都经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至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就进入金牛道，迤逦至于梁州。由梁州至长安，则有子午、傥骆、褒斜、陈仓诸谷道。这都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的。 　　益州之东还有通往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的道路。梓、益两州相距并非过远，唐代中叶以后，梓、益两州并列，分别成为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治所。由梓州东北可以至巴州（治所在今四川巴中），就进入去梁州的米仓道了。由成都东南行，经简州（治所在今四川简阳）而至庐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 　　简州濒中江水，可以循水道直至泸州。这也是以前兵家进攻退守的老路。 　　益州西北有茂州（治所在今四川汶茂羌族自治区）。州境有故桃关。关以“故”称，可能当时已不再在其地设防。虽不再设防，其地的重要性却未因此而有所减低。据唐时人的记载，这座关“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这本是南朝通芮芮、河南的旧路，故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不过唐代附近及其以北，多设羁縻州，不能和南朝时相提并论。 　　由益州南行，可以远至南诏。南诏建都于羊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由益州至羊苴咩城有南北两道，南道由黎州（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北）清溪关出邛都（今四川越西）和会州（治所在今四川会理）；北道则从石门关外出鲁望（在今云南鲁甸）和昆州（在今云南昆明）。由成都至黎州，当过邛州（冶所在今四川邛徕）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清溪关就在黎州之南。北路的石门关在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开远县（今云南盐泽北）。所谓出石门关当由戎州起程。由益州循当时的长江而下就可直达戎州。 　　益州的富饶也得力于当地的农业发达和丝织品的良好。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 　　促进益州经济繁荣的还应该有来自南诏的异物。远在汉魂之时，就有“永昌多异物”的记载。永昌郡的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县，位于南诏都城羊苴咩西南。那里能够多异物，除当地所产外，更来自西南诸国。这些异物特产又皆可通过南诏与内地交往的道路运到成都，助长当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