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间的家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故宫，书写有关故宫的文化往事，离山水田园越来越远了。一个意外的电话，却让我在脑海里再一次展开了对于山河大地的想象，也唤醒了我早已尘封的青春记忆。我怀念那些行过的路，也想再去看看那些路上遇到的人。我想知道，那些曾经让我感慨稼穑之苦的农人们，今天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了吗？
年轻岁月里，我曾经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过大面积的游走，去感受山林河海的壮美雄浑，去了解生于斯长于斯的吾土吾民，但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虽也开启过一次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海阔天空的游走，仿佛一只无拘无束的麋鹿。所以，来自《山水间的家》的拍摄邀请令我怦然心动。二十多年的时光，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山水的模样。特别好奇的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我们的乡村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结束通话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奔赴山水，奔向山水间的鸡犬人家。
新“桃花源”
第一集聚焦两个村庄，一个是湖南省张家界市的石堰坪村，另一个是浙江省安吉县的鲁家村。摄制组共分二组：主持人鲁健，香港歌手、演员杨千嬅和我为一组，目的地是湖南石堰坪村；主持人撒贝宁、作家麦家和演员高圆圆为另一组，目的地是浙江鲁家村。两条路线一东一西，一平原一山地，展开平行叙事，拍摄也在两地同时进行。
7月14日下午，我从北京飞往张家界，然后坐车，穿越在亿万斯年的地质构造运动中生成的“独树一帜”的“张家界地貌”，在山路十八弯中兜兜转转。我一路怀疑着在这不见人迹的群山中，在刀劈斧削般的险峻地势中，真的会容纳一个面积达1700公顷、村民近七百人的村庄吗？直到三小时之后，车子驶进石堰坪村，一个村庄骤然出现，我才终于亲眼见证了这隐于山水之间的绝美之地。
石堰坪已有六百多年历史，村里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土家吊脚楼群，现存吊脚楼180多座，历史大都超过一百年，最“年轻”的也有70岁了。无巧不成书，二十多年前，我刚刚开始我的大地之旅，也是在沈从文小说的召唤下，前往湘西凤凰去看吊脚楼，只不过凤凰吊脚楼大多矗立在水边，犹如湘女萧萧，在水一方，亭亭玉立，而石堰坪村，则基本上是山地吊脚楼，在起伏不定的大地上层层铺展。此番远行，我仿佛是循着记忆的脉络，重启了我的大地之旅。时隔二十多年的两次行旅，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话关系，彼此印证，又互相补充。
我是第一个到达石堰坪村的出镜嘉宾，下午导演组来我房间，我们一起读剧本（只是一个提纲，现场可自由发挥）。鲁健和杨千嬅都是午夜时分才抵达，当晚我们没有见面。15日清晨5点起床，6点在村口集合，悄悄地进庄。我们各自走下汽车，镜头里的见面寒暄，是我们真正的初次见面。我们沿着村口的小路朝村里走，路边的丛林后，一脉小溪随我们同行，准确地说，小路是沿溪而开，是这条小溪，指引我们进入山村，我们就像《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不禁感叹：“《桃花源记》里所描写的景物，与我们眼前竟然分毫不差。”鲁健也觉得非常奇妙，于是以他圆润浑厚的嗓音背诵起《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空山，几乎抽空了时间，在不辨今古的时空中，一袭青衫的陶渊明，仿佛就是那个隔世的自己。武陵人是《桃花源记》的主角，所谓“武陵”，一般认为是洞庭湖畔常德。汉高祖置武陵郡，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怀化市溆浦县南，那里曾是屈原被贬流放之地；东汉又移到临沅，就是今天的常德市。常德、张家界、怀化都在武陵山下，沅江河谷之中，属于大武陵源风景区，都在一个大地理单元之内，重峦叠嶂，山水相依，田野晶亮，因此，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重要的是它在陶渊明心目中是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理想之地，而我们眼前的石堰坪，正是这样的理想之地。
大山的帷幕渐次拉开，不再遮挡我们的视线。我们进入石堰坪村，一片平坦的土地如画卷般展开，四周青山环绕，吊脚楼就筑在山脚下，错落有致。用《桃花源记》来印证眼前的景象，那就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石堰坪”的“坪”，是山中平地的意思，四川人称作“坝子”。南方人用一个汉字（坪、坝）来专指平地，说明在中国南方的万壑千岩中，平地是多么难得。我们现代生活中的草坪、停机坪，其实都暗含着珍贵之意。对于山民而言，这样的平地，必定会用来种植庄稼。在来路上，我还没有见到这面积如此广大的平地，我不知道石堰坪村的先祖是从哪里迁徙而来的，但是我想，六百年前的人们之所以在这里聚集，落地生根，生息繁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平旷的土地，而且这片土地还在群山的层层遮掩当中，外人很难进来。犹如一朵莲花，被一层层的花瓣所围裹，石堰坪村，就在花心的位置上；又像一只摇篮，或者一张床榻，大山是它四周的围栏，在那个战乱纷仍的年代，这让他们有了安全感，带给他们无忧的安眠。
田，就是水田。水中倒映着天光，田中种植着水稻，碧绿耀眼。中有田垄蜿蜒，“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那时只有6点，我很久没有这么早就起床了。长期的写作生活，再加上大城市交通高峰的拥堵，让我习惯了晚睡晚起。我对杨千嬅说，这个时间，在北京、上海、香港都是最堵车的时候，但在这里，农民们就在家门口“上班”，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杨千嬅说，很后悔没有带孩子来，让他们与大自然相处，看蜻蜓飞舞，看风吹稻田。关于空气，我记得散文家周晓枫曾有这样富有美感的描述：“最小的礼物包裹在空气里：负氧离子，送给渴望的皮肤和头脑。洗肺，洗脑，洗你隐秘而驳杂的脏器。洗前尘后事，洗往生来世，洗日月下的旷古斯年。”
我们从田垄上走过，鲁健轻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歌声代表了我们内心的怡然。我们走过田垄的时候，乡民们正在其中“往来种作”，鲁健吟诵《桃花源记》曰：“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我们一边走，一边与水田中的乡民们打招呼。时在七月，天气大热，只有在太阳从东山顶上升起之前是清凉的。此时我才突然明白，陶渊明说“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并不仅仅是指农夫们披星戴月劳动的艰辛，还有一个具体而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在这暑热难当的季节里，只有晨昏最适宜劳作，在酷热难当的中午，农夫们一般回家午休，家远的就在树荫下小憩。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我，竟然没有体察到这一层。恕我愚钝，这首《归园田居》读过不知凡几，却没有读出这背后的意思。这说明没有生活积累，不仅写不出好的作品，连领悟文字的精妙都有障碍。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才与1600年前的陶渊明，接通了思绪。
清澈的空气里，我们三人悠然而行，人也变成了稻田的一部分。
在如此绝美的山水间，我宁愿变成一株植物。
全家福
穿过田垄，我们去拜访李英、全华国一家。李英是石堰坪村的村支书，找到她，我们就找到了“组织”。她的丈夫全华国是村里的工匠，也是她的“贤内助”。他们站在自家的屋前，等待我们的到来。
像村里的居民们一样，他们住在一座吊脚楼里，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色古香。假若从空中俯瞰，这座吊脚楼是呈“凹”字形的，三面围绕，中间一片空地，是他家的院子，院子里晒着白的萝卜、红的辣椒。石堰坪村吊脚楼的建造过程是这样的：由于平地珍贵，一个家庭最初的屋舍一般都建在平地上，呈一字型，开间为三间或者五间，等家里人丁渐增，需要增加房屋。像李英、全华国，家有儿女初长成，儿子已结婚生子，就在一字型正房两侧生出两翼，与一字形的正房形成半围合结构。两翼伸出的部分可能不在平地上，于是就用木柱来支撑，形成“吊脚”。吊脚楼形式多样，只正屋一边的厢房伸出悬空、下面以木柱相撑的叫“一头吊”（或“钥匙头”），正房的两头皆有吊出的厢房的称“双吊式”（又称“双头吊”或“撮箕口”），此外还有“四合水式”“二屋吊式”“平地起吊式”等等，灵活多样，姿态千万。对于“脚”的意义指向，建筑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更认同的一种，是指“支撑柱”，有支撑柱的房屋，就像长出了脚一样。“吊脚楼”的妙处在于，吊脚柱可长可短，位置灵活，无须改造地形就能使房屋得到支撑，减少了工程量，不仅适应南方山地环境，使山民们可以依山而建、择险而居，而且可以防潮、防兽、堆放木柴杂物，体现出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巧妙应对，即使在被他人视为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营造出适意的生活。
吊脚楼是一种生长型的建筑，它不是一次性建完的，而是在时间中一步步完成的。看到一座吊脚楼，我们同时可以看见一个家庭的繁衍与兴旺。
探究吊脚楼的规划与营建过程，我发现了它与紫禁城的营建有一个神奇的相似——它竟然也采用了模数制。模数制，是为了实现设计的标准化而制定的一套基本规则，使不同的建筑物及各分部之间的尺寸统一协调，使之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以加快设计速度，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成本。
华北平原上的巍巍皇城，与湘西山地间的吊脚楼群，竟然存在着如此隐秘而坚实的联系，让我们惊叹于中华文明既具有整体性、包容性、共通性，又不失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能力。
我们三人分住于全华国家中，我和鲁健各住一间厢房，杨千嬅住的厢房与我相邻，但她的房间门口有一个半开放的大平台，下面是山坡，以“吊脚”来支撑。此时日光正好，微风拂人，全华国、李英夫妇请我们坐在这个平台上，饮石堰坪村特有的压茶。压茶是用大米做的，杨千嬅说：“喝了很像炒米茶，在广东、香港，很多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都会喝炒米茶，可以暖胃祛寒。”苏州人也喝米茶，我记得郑板桥在《板桥家书》中写：“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李英介绍说：“在湖南、湖北山区，炒米茶